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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诉老干妈案大反转。
7月1日，贵阳市公安局双龙分局发布通报称：有三名犯罪嫌疑人冒充老干妈公司人员，和腾讯公司签订了协议，目前3人因涉嫌犯罪已被刑事拘留。
于是，腾讯一下子从“受害者”，变成了识人不明的“小糊涂”。“其实，但是，一言难尽……”腾讯公司在官方微博回应“被骗”一事，并表示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以1000瓶老干妈和限量版孤品作为奖励征求类似线索。
在腾讯诉老干妈的这起案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财产保全”的使用。此前，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裁定书称，法院同意支持原告腾讯的请求，查封、冻结被告贵阳老干妈旗下两家公司价值1624.06万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等值的其他财产。
字节跳动和腾讯公关怼起来了
昨晚，字节跳动副总裁李亮发文吐槽腾讯“基础事实都没调查清楚，就可以直接启用公检法手段，竟然还成功冻结了对方1600万元！说明这家公司已经形成了用公检法打击一切不利于它的日常思维，而且简化到连调查都懒的去调查了。”
今日，腾讯公关总监张军回应称“知识储备不足，记性还不好”，同时张军晒出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定书内容为字节跳动申请冻结智行唯道（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财产。
就在刚刚，字节跳动副总裁李亮再次回应↓
企业如何使用财产保全？
事件后续是否还有反转还未可知，但截至目前，其背后的法律问题值得深思。比如，腾讯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是否过于“随意”？法院是否要承担核实义务？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黔林认为，申请财产保全是原告的权利，法律规定如果因为错误申请造成被告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
“实务中法院进行财产保全通常是依原告申请，并且会要求原告根据保全金额提供一定比例的担保，法院在保全时对案件并不进行实质审查，原告如果保全错误会承担赔偿被告损失的后果。被告被财产保全后也有救济途径，即可以向法院提供担保，法院就会解除保全措施。” 张黔林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认为，腾讯是联系老干妈协商，还是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这都是腾讯的权利。之所以越来越多的公司偏向申请财产保全，是因为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即可申请执行，这对于申请一方及时维权或降低损失，比较“立竿见影”。
对于财产保全，法院没有有审核责任？如何防止财产保全的滥用？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也就是说进入真正的诉讼环节，法官认定申请有错误，申请人是要赔偿的。
李俊慧和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春泉也认为，法院在裁定之前的初步审查很难判定是否造假，而民事诉讼法制度的设计要求原告提供担保也是为了保护被告的权益。
“申请财产保全，需要提交相应的材料证明和担保，至于提供的材料证明是否有造假问题，在裁定之时很难判定，这也是财产保全申请需要提供担保的原因所在，如果因为申请人的错误，造成错误财产保全，申请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李俊慧表示。
刘春泉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发起民事诉讼的时候申请财产保全是常规动作，法院会审查原告资质，也会初步审查证据，但是根据表面的证据，很难判定是否存在造假的情况。
“除法院要原告提供担保外，现在还出现了一种保险公司提供保单，如果原告保全出错的话，被告方可以以原告查封错误为由诉讼获得赔偿。举例到本案中，一旦腾讯败诉，给老干妈造成损失，老干妈诉讼索赔后，原告腾讯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这是制度上的制衡。”刘春泉说。
腾讯为何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何腾讯和老干妈之间会有如此大的信息鸿沟？腾讯难道没办法识别真假？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权认为，对于此纠纷，腾讯和老干妈可能事先没有充分的沟通。如果通过正式途径，及时全面沟通，很容易发现问题，就不至于一方到法院起诉，另一方到公安局报案。
刘春泉认为，腾讯的起诉是正常操作，原告催款，一般是先发催款函，之后可以发律师函，也可以不发律师函直接起诉。像腾讯这样比较规范的公司，在业务过程中对资质文件是有审核的，一般不太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虽然说腾讯遇到这种犯罪分子这种事情是小概率事件，但这种小概率事件在实践当中也很难避免。
“之前比亚迪的广告诈骗案，就是李娟以比亚迪的名义，与全国三十多家广告商以免费广告的形式进行合作，在此过程中，所有广告费用由广告商自行垫付，累计金额达到11亿元，比亚迪则宣称李娟是骗子，所有事件与其无关。这类案件在银行业也发生过，银行放出贷款之后，发现贷款文件都是假的，这种犯罪很难绝对避免的。” 刘春泉说。
张黔林认为这类因私刻公章签订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并不少见，多数会涉及刑事犯罪比如合同诈骗罪、伪造公文印章罪，但在两个著名企业之间发生还是很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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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发生过这种案件，盗用单位的空白介绍信、空白的合同与外界签署合同，盗用的人涉嫌犯罪，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被害单位要不要承担责任，要看它有没有过错，如果是因为公司管理不严，骗子手中的介绍信是真的，合同还是有效的，民法上称为‘表见代理’。”刘春泉说。
